出总司令部大门的时候，周副官低声问：“谈崩了？”
“没有崩。”沈砚之站定，回头看了一眼那扇铁门，“只是没谈拢。”
他往前走了几步，忽然停住。街对面站着一个女人。四十来岁，穿一件素色旗袍，头发在脑后挽了个髻。手里提着一个布包，站在路灯下面，看着他。
沈砚之认出了她。程振邦的妻子。赵慧兰。
他快步走过去。“嫂子。你怎么在南京？”
赵慧兰没有哭。她眼睛是肿的，可没有泪。她把手里的布包递过来。“这是振邦的遗物。部队上寄到武汉的，我拿了。里面有一样东西，是给你的。”
沈砚之打开布包。里面是程振邦的一件旧军装，军装口袋里有一张纸。他抽出来，折得四四方方，纸边已经磨毛了。展开一看，是程振邦的字。歪歪扭扭的，他文化不高，写字像画符。可沈砚之认得。
“老沈：仗打完了，我就不干了。我回山海关种地去。你要是还当我是兄弟，等革命消停了，来找我。咱们哥俩喝一顿。你要是当了官，忘了兄弟，也行。我不怪你。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别让弟兄们白死。”
沈砚之把纸折好，放进自己军装口袋里。他看着赵慧兰。“嫂子。你跟着我。我让人送你回武昌。以后有什么难处，找我。”
赵慧兰摇了摇头。“我不回武昌。振邦死了，我在哪儿都一样。我来南京，是想问你一句话。”
“你说。”
“振邦的死，值不值？”
路灯照着赵慧兰的脸。她的眼睛很亮，亮得吓人。沈砚之看着她，沉默了很久。
“北伐还没完。”他最后说，“等完了，我告诉你。”
赵慧兰点了点头。她没再问什么，转身走了。旗袍的下摆在夜风里飘了一下，消失在街角。
周副官站在旁边，一言不发。沈砚之站了很久，直到路灯下的蛾子扑棱棱地撞了好几下灯罩，他才回过神来。
“走。回驻地。”
南京的驻地是一所学校改的。沈砚之住在二楼的一间教室里，黑板还没拆，上面残留着粉笔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坐在黑板下面的行军床上，掏出程振邦的那张纸，又看了一遍。
周副官进来送开水，看见他在看那张纸，没打扰。放下水壶要走，沈砚之叫住了他。
“周副官。你说，如果我们不选边，会怎么样？”
周副官想了想。“武汉和南京都不待见咱们。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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