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蛇山。
沈砚之站在当年叶挺独立团最先登上的那处炮台遗址上，风把红旗吹得猎猎作响。山下，刘玉春的残部举白旗出城；城门口，老百姓端着粗瓷碗出来，碗里是热粥、是鸡蛋、是沾着泥的红薯。
一个白发老妪颤巍巍递过一碗粥，手直抖，嘴里念叨：“将军……可算回来了……我儿去年被拉伕，再没回来……”
沈砚之双手接过碗，一饮而尽，然后把碗轻轻放回她手里，躬身道：“婆婆，我替您儿子，把城拿下了。”
老妪哭了，周围百姓也哭了。
可沈砚之没哭。
他转过身，望向长江对岸的汉阳方向——那里炮声未停，孙传芳的兵正往江西调。北伐才走完两湖一半，宁汉之间暗流已起，四一二的阴云虽还未至，可他闻得到血味。
“柳青崖。”
“在。”
“发报给广州总司令部：武昌已克，但第一师减员四成，程振邦部仅存百人。请补员，请拨医药，请——”
他顿了顿，望向洪山方向，那里新坟无言。
“请准许我部暂留武汉整训，不进南昌，不赶时髦。”
柳青崖一愣：“军座，为何不趁势东进？”
沈砚之没答。
他只是从内袋里摸出程振邦那面焦黑军旗，用袖口慢慢擦去旗面上的泥与血，然后把它重新插回指挥桌角，与桌上那盏油灯并排立着。
灯焰一跳，旗影投在墙上，像个站着的人。
——程振邦没死透，他活在旗上，活在沈砚之每道军令里，活在这座终于被拿下的武昌城里。
而沈砚之站在蛇山风口，四十三年的人生，在这一刻忽然清晰：
山海关那枪，是起点；
武昌这城，是祭；
往后余生，他不再是“山海关沈某”，也不是“第四军副军长”，
他只是那个替死去的人，把路走完的人。
长江水向东，炮声渐远，秋雨又落。
沈砚之把大衣领子竖起，转身走下蛇山，鞋底踩过满地碎瓦与弹壳，一步，一步，像踩在关山的雷上。
蛇山的秋雨下了一整夜，把武昌城头的硝烟味冲淡了些，却冲不散弥漫在军营里的悲怆。
沈砚之在临时军部——原湖北督军署的西花厅里，坐了整整一夜。桌上摆着程振邦的那面残旗，旗角压着那块裂了缝的怀表。油灯的灯芯剪了又剪，灯油添了又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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