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九月七日，汉口。
长江水浑黄如沸，江风裹着硝烟、焦油和血腥味，劈头盖脸地灌进武昌城。城墙上，吴佩孚留下的直系残部还在死撑，蛇山顶的炮台每隔半个时辰便轰隆一响，把洪山一带的民房震得瓦片乱飞。
沈砚之站在第四军前线指挥所的土坡上，披着一件被弹片刮出三道口子的灰呢军大衣，手里捏着一张被汗水浸软的军用地图。地图右下角，他用朱砂点了一个圈——那是武胜门内侧一段塌陷的城墙，昨夜工兵摸进去探过，说是“可容百人攀援”。
他身边站着两个副官，一个叫周铁山，一个叫柳青崖。两人都不说话，只盯着主帅的侧脸。
沈砚之今年四十有三。从宣统三年的山海关雪夜算起，他已在枪林里滚了整整十四年。眼下这身军装，肩上的将星是临时缀的——国民革命军前敌指挥部刚下文，任命他为第四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统辖汀泗桥、贺胜桥之后的两湖战线。
可他脑子里转的，不是升迁。
是程振邦。
三天前，武昌第一次强攻。程振邦率独立团奋勇队从刘湾涉护城河，架梯登城，第一营打光了，第二营补上去，梯子在直军火药罐里烧成火把。程振邦的身子卡在城垛与梯梁之间，左胸中了三颗驳壳弹，右手还死死攥着一面绣了“铁军”二字的红旗。
沈砚之赶去时，他已说不出话，只用剩下那只好手，把旗杆往沈砚之手心一塞，喉头咕噜两声，像是在说：“砚之……城，得拿下来。”
然后星落。
——第514章结尾，那面旗至今立在沈砚之的指挥桌角，旗面焦黑，却还笔直。
“军座，总指挥部来电。”柳青崖递上一份密电码译稿，声音发紧，“唐总指挥令：武昌改‘围而不攻’为主，先取汉阳、汉口，断吴佩孚退路；九月中旬若城内生变，再行总攻。”
沈砚之没接电报，只问：“吴佩孚呢？”
“据谍报，他昨日已从刘家庙站台乘专车北逃，留刘玉春、陈嘉谟死守。”
“死守？”沈砚之冷笑一声，“他逃得倒快。”
他把电报折成方块，塞进军大衣内袋，抬头望向武昌城头。夕阳把城堞染成血色，城楼上飘着一面残破的青天白日旗，被风吹得啪啪作响，像一面招魂幡。
“铁山。”
“在。”
“传令：一师各部原地构筑掩体，昼夜轮防；工兵连夜间再摸一次武胜门塌陷段，若能炸开三尺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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