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 年秋,周克华劳教期满,从武汉回到沙坪坝井口镇的家。
他的劳教通知早寄到过老家,镇上多少有风言风语,父母心里也清楚,只是全家都心照不宣,从来不提这茬事。
两年没见,他更黑更瘦,话更少,进门放下包,喊了声 “爸”“妈”,就没再多说什么,父母也没提他犯的事。
这次他没回码头扛货,而是在镇上建材厂找了份装卸工,依旧早出晚归,独来独往。
装卸工活重,钱少,一袋水泥五十公斤,一天要扛上百袋,他的肩膀磨得红肿脱皮,却从不抱怨。
每次发了工资,他全数交给母亲,自己只留几块烟钱。
邻里背后有人议论,说劳教回来的人果然改变不少,但当他的面却也都客客气气,没人提那档子事。
他当然知道听到了那些闲言碎语,但毫不放在心上。
他有他自己的心事。没人知道他贴身的工装口袋里,总揣着皱巴巴的纸片,没人的时候他就掏出来,用铅笔头画路线、标时间,都是劳教两年里在脑子里翻来覆去的东西。
他从来没打算扛一辈子水泥。靠卖力气,永远翻不出这江边小镇,以后自己的儿子还得走他没出息的老路,他不甘心。
1995 年,经远房亲戚介绍,他认识了邻镇的罗红。
姑娘本分话少,脸圆圆的。介绍人隐约向她提过一句 “小周以前年轻不懂事,在武汉犯了点错,劳教了两年,现在踏实了”,她也听过村里几句闲话,可相了两次亲,看他做事稳当、话少肯干,不偷奸耍滑,也就没往心里去。
都是穷苦人家出身,谁没个走弯路的时候,踏实过日子就行,她是这样想的。
年底他们就办了婚礼,简简单单三桌酒,都是两边亲戚。周克华全程陪着敬酒,话不多,喝了也不闹,递烟、点头,礼数周全,像个合格的丈夫。
新婚夜灯灭了,罗红躺在他身边,小声跟他说:“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以后好好过日子就行。” 他
闷了半晌,胸腔里回出一声 “嗯”,就没再多说什么。
他没向她谢谢她的理解和宽容,没剖白自己的心声,也没承诺。
偷东西的事,劳教的事,还有脑子里那些接下来人生规划的草图,他半字没提。
从成家第一天起,他就把一半的自己藏在了影子里。她递了台阶,他就接着,至于心里藏的那些东西,他打算一辈子都不让她知道。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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