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1月8日，南昌城。
雨是半夜停的。铅灰色的云层被北风撕开一道口子，露出一弯惨白的月牙，像被利刃划破的伤口，凝着冷冷的霜。
沈砚之站在南昌城外青云谱高地的指挥所前，军大衣下摆被风卷得猎猎作响。他抬起手，用布满老茧的指腹蹭了蹭眼角，不是擦泪，是擦掉一夜未眠积下的血丝。远处，赣江的水声混着城内零星的枪响传来，像一头受伤的巨兽在黑暗中喘息。
“总指挥，八师报告，新营街方向的巷战还在打，孙传芳的谢鸿勋部残敌依托民房死守，进展缓慢。”参谋处长周孝庭快步上前，声音沙哑，脸上蹭着硝烟黑痕。
沈砚之没回头，目光依旧锁在南昌城那片黑沉沉的轮廓上。三天了。从11月5日北伐军攻克南昌外围牛行车站，到今日，这座号称“吴头楚尾、粤户闽庭”的洪都古城，已经打了整整三天巷战。
“告诉李师长，把预备队拉上去，天亮前必须拿下新营街。”沈砚之的声音不高，却像淬了冰的钢钉，“告诉弟兄们，每拖一个小时，城里的老百姓就多遭一小时罪。”
“是！”周孝庭转身去传达命令。
沈砚之从大衣口袋里摸出半包“哈德门”，抖出一根，划火柴点燃。烟草的辛辣味冲进肺腑，压下了连日来闻惯了的血腥与焦糊。他想起三天前攻城前夜，程振邦叼着烟斗，蹲在沙盘前指着南昌城墙笑骂：“砚之，这南昌城高池深，邓如琢那龟孙子把机枪架在城头上，咱们得拿人命去填啊。”
程振邦。
这个名字像一根针，狠狠扎进沈砚之的太阳穴。他猛吸一口烟，烟雾从鼻腔喷出，模糊了眼前的月光。三天前，11月5日凌晨，总攻发起。程振邦的第四师担任主攻，在顺化门城墙下，这位五十三岁的老将军亲自提着步枪冲在最前面。一发重机枪子弹贯穿了他的左胸，他倒下时，手里还紧紧攥着那杆陪了他二十年的汉阳造，眼睛望着南昌城头，没闭上。
“老程……”沈砚之低声念了一句，将烟头狠狠摁在掩体的砖石上，火星四溅。
“总指挥。”身后传来一个沉稳的声音。
沈砚之回头，是政治部主任韩慕侠。这位留着平头、戴着圆框眼镜的地下党人，军装上沾满泥点，袖口磨出了白边。他手里拿着一份油印的《南昌民众慰劳书》，纸张粗糙，字迹却力透纸背。
“城里的情况怎么样？”沈砚之问。
“老百姓自发组织担架队，把伤员往城外送。”韩慕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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