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压得很低，像在自言自语，“山海关起义那会儿，我二十二岁，什么都不懂，只知道我爹死在清廷手里，我得替他报仇。那时候我以为革命就是杀几个贪官、夺一座城、换一面旗。后来到了南京，看了孙先生的《建国方略》，才知道革命不是换旗，是换天。可天哪是那么好换的？换了天，底下的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穷还是穷。”
他顿了顿，抬手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雨水顺着他的颧骨淌下来，灌进领口，冷得他打了个哆嗦。但他的身体很快就稳住了，像一杆被风晃了一下又立正的旗。
“但我从来没后悔过。哪怕二次革命那会儿，部队被打散了，我一个人躲在福建的山沟里，靠吃竹笋和野菜活了两个月，也没后悔过。我知道自己选的路是对的，只不过是暂时走不通。走不通就绕，绕不过就爬，爬不过就用牙啃，总有一条路能通到天亮。”
程振邦沉默了一会儿。他比沈砚之大五岁，看着这个从山海关一路走到川南的年轻人从一个愣头青变成了一军的脊梁。沈砚之今年也不过三十出头，鬓角已经有了白发，眼角也有了细纹，那双眼睛倒是跟十年前一模一样——倔，硬，不认命。
“你今天怎么忽然说这些？”程振邦问。
沈砚之从怀里掏出一封信。不是蔡锷那封，是另一封——信封上写着“沈砚之亲启”，字迹秀美，一看就是女人的字。信纸只有薄薄一张，上面只有寥寥数语：“砚之兄：见字如面。十年未见，不知兄安否。妹现居汉口，已在报端读到兄在叙永苦战的消息，望兄保重。”
“她叫陆曼君。”沈砚之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轻得差点被雨声盖过去，“山海关人。当年我爹跟她爹是故交，两家定了娃娃亲。我起事之前，她爹在清廷当差，因为给我通风报信，被清军杀了。她跟着我一路打到南京，后来我流亡日本，她留在国内等我。”
沈砚之把信折好，塞回信封里，动作很慢，像在处理一件随时会碎掉的瓷器。他把信放进怀里，贴着心口的位置。那里已经贴身放着一个旧皮夹，皮夹里有一张褪了色的照片——是他和陆曼君在山海关拍的。那天他刚打下关城，穿着一身满是硝烟味的军装，她站在他旁边，手里举着一面十八星旗，笑得像四月的迎春花。
“她等了我十年。十年里我东奔西跑，今天打这个明天打那个，每回写信都是报喜不报忧，说什么等局势稳定了就回去接她。可是局势什么时候稳定过？打完清廷打袁贼，打完袁贼还要打那些割据的军阀。她等了十年，写了无数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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