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拿出手机记下来。
记完又问：“那如果我发现，我一直在让她更听话呢？”
“那就停。”我说。
“停了以后呢？”
“告诉她。”我说，“告诉她'我刚才那句话不对'。”
她愣了一下。
“这样不会被投诉吗？”
“可能会。”我说，“但那是对的做法。”
她看着我，眼圈红了。
我拍了拍她的肩。
那天散会以后，我在会场外面站了一会儿。
酒店门口有喷泉，水一直在往上喷，再落下来。
我看着那水，忽然觉得有点恍惚。
一年前，我坐在民政局，把一份离婚协议推过去。
那时候我以为，我要的只是“离掉”。
一年后，我站在一个行业的讲台上，讲“我们这个行业最容易变成什么”。
这两件事之间，隔了三百多天。
隔了四十九个文件编号。
隔了十一个人的病历。
隔了一个，至今没有名字的人。
陆珩来接我。
他把车停在路边，看见我，下来帮我拉开车门。
“讲完了？”他问。
“讲完了。”
他说完后停在那里，像在等反应。
“怎么样？”
“不知道。”我说，“我讲了，他们听不听，是他们的。”
他发动车子。
车里放着很轻的音乐。
我靠在椅背上，闭着眼。
“陆珩，”我说。
“嗯？”
就收不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我今天在台上，”我说，“说了那三段录音的事。”
“嗯。”
“台下六十多个人，”我说，“都听见了。”
就收不看着我。“听见了，就收不回去了。”我说。
他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你怕吗？”
“怕。”
“那你还说。”
“说。”我说，“因为我要是不说，”我说，“那我讲的'边界'，就是假的。”
“一个自己都不敢摊开的人，”我说，“没资格教别人边界。”
车在红灯前停下。
他转过头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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