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室搬了地方。
从二十平，搬到了六十平。
楼下不再是豆浆店，是一家打印店。
老板娘认识我了，每次见我都问：“顾老师，又打证据啊？”
我说：“对。”
她笑，说“你这行当，我干了十年打印，头一回见打这么多的”。
我说“以后会更多”。
她愣了一下，说“那你可得多照顾我生意”。
我们都笑了。
三年来，第一次有人拿我的工作开玩笑，而我不觉得心虚。
那天挂牌子的时候，我踮脚贴正。
“晚晴情感防护”。
还是那六个字。
可挂的地方不一样了。
以前那间屋子，门牌贴在一扇旧木门上。
现在是一面玻璃墙。
我贴的时候，手有点抖。
不是紧张。
是踮脚踮得太久，腿在抖。
苏蔓在下面扶着梯子。
“顾老师，往左一点。”
“再左。”
“好了。”
她扶着梯子，仰头看我。
我低头看她。
她的头发扎起来了，露着额头。
一年前她坐在我对面，手绞着包带，指甲剪得很短。
现在她能一个人接预约，能跟客户说“你先别怕”。
这个变化，是我这三年做成的最实在的一件事。
不是赢了沈砚之。
是苏蔓不再绞包带了。
那天第一个预约，是个二十九岁的姑娘。
她坐下第一句是：“我老公说，我是不是有病。”
我看着她。
这句话我听了不下两百遍。
每一次我都要重新忍一次。
“你没有病。”我说，“你只是被教过。”
她愣住。
“被教过？”
“被教着怀疑自己。”我说，“教的那个人，不是你老公。”
“你老公也是被教的。”
她坐在那儿，半天没说话。
后来她哭了。
哭的时候说了一句：“我还以为，只有我这样。”
我把纸巾推过去。
“这句话，”我说，“我这半年听了三百遍。”
“每听一次，我就更确定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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