袋子空了。
大厅里那会儿站着十几个人。
有的靠着隔断，有的坐在别人格子的椅子上。谁也没有回宿舍。
十点五十，玻璃门开了。
付红英进来了。
她怀里抱着那个磨圆了角的硬皮本。
她走到最后一排，把手伸进口袋。
她拿出两块工牌。
她把它们放在桌上。
第一块，正面：三号楼，A 组，付红英。
第二块，正面：三号楼，A 组，陈九斤。
陈九斤看着第二块。
那是他两天前放在组长台台阶上那一块。
“我收着的。”付红英说。
“谢了。”
陈九斤先拿起她那一块。
他翻过来。
背面那三个字他前天看过——刀尖划得很狠，纸片起了毛，字的骨头还在。
他把针尖落在下面那块空地上。
他划了三个字。
付红英。
他描完，抹了一下，把工牌递回去。
付红英接过去。
她没有立刻挂上。
她把它捏在手里，低头看。
她看了很久。
她看的不是自己那三个字。
她看的是上面那三个被划掉的。
“他叫这个名字。”她说。
“三年半，我一直记着。”
“可是这三年半，这三个字从来没有跟别的字待在一块儿过。”
她把工牌翻过来又翻回去。
“现在它底下有一个。”
她抬起头。
“这块牌子往后收回去，”她说，“他们要划两个。”
“对。”
付红英把那块工牌挂回脖子上。
她把它按在胸口，按了一下。
“陈九斤。”
“付姐。”
“明天要干什么。”
大厅里那十几个人一块儿看过来。
陈九斤把桌上最后那一块工牌拿起来。
那是他自己的。
“明天早上七点半。”他说。
“早会。”
“就这个？”
“就这个。”
付红英站在那儿。
她看了他两秒，转身走了。
她走到玻璃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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