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层。冰层冻得很结实，镐头砸上去只留下一道浅浅的白印，但没有人抱怨。一个年轻士兵凿着凿着忽然停手，抬头看了看那张被冰雪覆盖的脸，回头问沈砚之：“团长，这人是谁？”
“郑岳，郑明山。”沈砚之站在风雪里，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前清最后一次科举的举人，张勋的幕僚长，复辟失败之后在段祺瑞手下做事，后来又跟了张作霖。北方这几大军阀，他伺候过一大半。有人说他是三姓家奴，也有人说他是北方最好的师爷。但我爸跟我说，不管外面的人怎么说他，郑明山是他最信得过的兄弟。”
“那他为啥跪在这儿？”
沈砚之没有回答。因为他也不知道答案。他只知道，郑师爷出现在这片荒山野岭里，一定跟他父亲有关。因为这个季节、这种天气，没有人会无缘无故跑到雪山里来，除非他在找什么人——或者有什么话必须当面跟谁说。而他跪在这里，面朝的方向，正好是西南。
那是沈砚之来的方向。
半小时后，冰层终于被凿开了。士兵们把郑师爷的遗体小心翼翼地抬出来，放在沈砚之铺好的军大衣上。冻僵的尸体保持着跪姿，膝盖和髋关节被冻成了九十度，掰都掰不直。沈砚之蹲下身，把师爷胸口的铜钱解下来，握在手心里。铜钱冰凉，边缘磨得发亮，那是被人反复摩挲才会有的痕迹。
他翻开师爷的衣襟，在内袋里找到了一个油纸包裹。油纸包了好几层，最外面一层已经冻硬了，打开之后里面是一封牛皮纸信封，信封上写着四个字——“砚之亲启”。字迹很陌生，但信封的封口处盖着一枚火漆印章，印章的图案是一座城楼，城楼正中央刻着三个字：山海关。
沈砚之认出那枚印章。山海关。那是他父亲当年在山海关起义时用的印。城破了之后，父亲把印章分成两半，一半留给自己，另一半寄给了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老友。那个老友就是郑岳。
“你爸是不是叫沈镇山？”程振邦站在旁边，忽然开口。他很少直呼沈砚之父亲的名字，平时说起沈父，他都是用“老团长”或“沈老先生”。今天他叫了全名，说明他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当年在山海关跟清军谈判的那个师爷？”
“就是他。”沈砚之没有抬头，手指轻轻摩挲着信封上的火漆印，“我爸在山海关起义之前，派郑明山去跟清军守将谈判，名义上是谈条件，实际上是缓兵之计。郑明山一个人进了关城，在里面待了整整三天。那三天里，清军守将拿刀架在他脖子上逼他说出起义的兵力部署，他一个字都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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