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爹死在关城上，不是他命不好，是他不知道该防着谁。”这句话沈砚之记了一辈子。
他继续往前走，拐过一排营房，来到一座小小的四合院前。院子里种着一棵枇杷树，是他在云南扎根那年亲手栽的，如今已经长得比屋檐还高了。树下有个人正蹲在地上，用一根树枝教一群围坐的孩子在地上写字。那是个女人，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头发随意挽在脑后，露出半截白皙的脖颈。她的手指上沾着泥巴，在地上写了个“人”字，抬头冲孩子们笑。
“这个字念‘人’。一撇一捺，互相支撑，少了一笔都不行。记住了吗？”
孩子们脆生生地答：“记住了！”
沈砚之站在院门口，看着这一幕，没有说话。那女人叫林楚音，是他在北京时结识的。那时候他在陆军部任职，她是京师女子师范的学生，私下里帮他传递情报，好几次冒着掉脑袋的风险。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流亡日本，她也跟着去了，在东京一间亭子间里，两个人靠翻译日文书籍勉强度日。护国战争时她跟着他转战川南，在野战医院里当护士，炮火连天里抬着担架从死人堆里往外爬。后来到了云南，她办了一所平民小学，不收学费，专教穷人家的孩子读书认字。
这女人跟着他吃了半辈子苦，从没抱怨过一句。唯一一次哭，是那年他们的孩子夭折的时候——出生不到三天就没了，连名字都还没来得及取。那天夜里，她把他推得远远的，一个人躲在枇杷树下哭，哭得浑身发抖，却不让他靠近。沈砚之在廊檐下坐了一整夜，听着她的哭声和风声搅在一起，心里头像有把钝刀在一下一下地剜。后来天亮了，她红肿着眼睛从树下走出来，看了他一眼，没头没尾地说了句：“明年春天把这棵树再浇浇水，说不定能结枇杷。”那一刻他知道，这个女人是铁打的，比他还硬。
孩子们散了学，三三两两跑出院门，经过沈砚之身边时都脆生生地喊他一声。他挨个拍了拍他们的脑袋，看着他们光着的脚板和打着补丁的衣裳，心里又是酸楚又是欣慰。林楚音站起来，拍拍手上的泥巴，走到他面前，借着落日的余光看了一眼他的脸色，便什么都明白了。
“又要打仗了？”她问。
“嗯。”
“去哪儿？”
“先去两湖。然后——北京。”他握住她的手，那双手因为常年劳作变得粗糙了，掌心有洗不掉的墨渍和粉笔灰，虎口处还有一道被裁纸刀划伤留下的疤。他把她的手合在自己掌心里，感觉那些细细的茧子硌着自己的掌心纹路，竟比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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