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之没承认，也没否认。
“我懂，我懂。”老刘摆摆手，“不多问。我就一句话：你这伤，真得养。前面到天津，我给你找个地方，养几天再走。不然，你撑不到南边。”
沈砚之想了想，摇头：“不行，得尽快。”
“命都不要了？”
“有比命重要的事。”
老刘看了他半天，叹了口气：“行吧。那我快点划，明天中午能到天津。天津码头有我的朋友，给你弄点药，再弄身干净衣服。你这身，太扎眼了。”
“多谢。”
“别谢我。”老刘起身，“我这是积德。我儿子要是还活着，也该你这么大了。”
沈砚之一愣：“您儿子……”
“死了。”老刘的声音很平静，“光绪三十一年，死在老毛子手里。那年老毛子打进东北，我儿子在盛京当兵，没回来。尸首都没找到。”
沈砚之不知道说什么。光绪三十一年，日俄战争，日本和俄国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仗，死的却是中国人。他爹也是那年死的，但不是死在战场上，是死在牢里——因为说了句“这朝廷没救了”，被当成乱党抓进去，没等审就病死了。
“所以啊，”老刘掀开帘子，回头看了他一眼，“你们这些年轻人，想闹，想变，我懂。这世道，是该变变了。但变，得活着才能变。死了，就什么都没了。”
帘子放下，老刘出去了。沈砚之坐在黑暗里，手里还捏着半个烧饼。
是啊，得活着。可有时候，活着比死还难。
船继续南下。白天，运河上船只往来，漕船、客船、渔船，挤挤挨挨。两岸的景色渐渐变了，北方的苍凉褪去，南方的水汽漫上来。稻田多了，水塘多了，芦苇在风中摇晃，白茫茫一片。
沈砚之大部分时间躺在船舱里。伤口在恶化，他感觉到了。发烧，忽冷忽热，有时清醒，有时迷糊。迷糊的时候，他会做梦，梦见很多人。梦见爹，梦见娘，梦见死去的兄弟，梦见山海关的雪，梦见北京陆军部那间小小的发报室。
有一次他梦见程振邦。程振邦满身是血，站在他面前，说：“砚之，我撑不住了。”他想去拉程振邦，但手穿过一片虚空。惊醒时，冷汗湿透了衣服。
老刘每天给他换药。药是从河里采的草药，捣碎了敷在伤口上，凉凉的，能镇痛。老刘还会熬鱼汤，运河里的鲫鱼，熬得奶白，撒点盐，逼着他喝下去。
“客官，你叫啥名字？”有一天换药时，老刘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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