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开始张贴出来的告示只有三条：通书算，熟悉仓务，有三年以上公门书吏经历。
程文生四个人全都符合。
可铨试结束以后，条件忽然多了一条：“曾参与漕粮仓储者优先。”
这也不算离谱，毕竟补的就是仓计书吏。
可又过了两日，“优先”两个字没了，变成了必须有两年以上漕粮仓储经历。
前三名里，第三名就这样被刷了下去。
紧接着，又加了一条：“须熟悉通州北仓旧账及折耗核算。”
第二名没在通州北仓做过，又被刷了下去。
最后到了补缺前一天，章程上竟又悄悄多了一句：“以曾参与北仓冬储清册整理者为先。”
这一次，连第一名程文生都傻眼了。
因为十一名候补吏员里，参加过那一次冬储清册整理的人，只有一个。第四名，袁启年。
更巧的是，袁启年的亲舅舅，正是京仓转运司负责吏员考成的一名主事。
不过事情刚传出来的时候，其实还没有闹得太大。
京仓那边也给出了解释，说仓计书吏不同于普通书办，既要算账，又要熟悉历年仓储损耗，袁启年的经历恰好更合适。
这话虽然解释不了章程为何一改再改，却也勉强说得过去。
所以最开始，他们听说以后也只是跟着骂上几句。
毕竟做了这么多年小吏，他们比普通百姓更清楚，一旦得罪上官，往后别说这个缺，便是其他衙门再有空缺，也未必有人愿意要他们。
可偏偏这几日京城到处都在议论“托关系补缺”，三个人私下见了一面，把京仓前后几次贴出来的告示摊在桌上重新看了一遍。
第一次，只要求书算、仓务和三年吏员经历。第二次，加了漕粮经历。第三次，加了通州北仓旧账。
到了最后，又多出一个只有袁启年符合的冬储清册。
程文生盯着那几张告示看了足足半晌，最后只问了一句话：“若这些东西从一开始便是必须的，为何不在铨试之前写出来？”
屋里一下没人说话了，三个人越想越觉得，这已经不是他们技不如人。
若袁启年当真比他们强，他们认。可若名次出来以后，再照着某个人的履历一条一条往上加条件，那他们前面考得再好，又有什么用？
于是这日一早，三人便带上铨试考成、最初的告示以及后来改过的几份章程，一同去了都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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