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女士，”我说，“这个日期，你确定吗？”
“确定。”她说，“那天我在场。”
“为什么你在场？”
她没有转开视线，也没有开口。
“因为那天是结课日。”她说，“结课的时候，每个人都要交这一笔。”
“每个人？”
“每个人。”她说，“六个人，六笔。”
我心里那台机器，咔地转了一下。
六万一人，六个人，三十六万。
一次结课，收三十六万。
而这只是“一期”。
“崔女士，”我问，“一年几期？”
她想了想。
“不一定。”她说，“我那几年，大概一年两期。”
一年两期，六年。
我算了一下。
三十六万，乘以二，乘以六。
四百多万。
这还只是“出师费”。
还不包括前面的学费，后面的洗产分成。
我盯着那个数字，喉咙发干。
四百多万。
从一群想留住婚姻的人身上，收走的钱。
不是骗。
是明码标价。
“崔女士，”我说，“这笔钱，走的是哪个账户？”
“我不知道。”她说，“我只看到他收现金。”
“现金？”
“对。”她说，“他说'这个不转账'。”
“为什么不转账？”
“他说，”她顿了一下，“'转账会留名'。”
又是这三个字。
不留名。
他把“不留名”这件事，做成了规矩，教给每一个学生。
所以六个人交了六笔现金，没有一张凭证。
除了这一张。
我看着手里这张收据。
它是唯一的。
因为写它的人，是崔女士。
她当时多了个心眼，自己留了一张底。
“你为什么留？”我问。
她低着头，手指绞在一起。
“我怕。”她说。
“怕什么？”
对面楼有人在收衣服，动作很慢。
“怕以后出事，他们把我也推出去。”她说。
“我想留个东西，证明我只是干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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