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5月5日，星期六，伦敦的天亮得很早。
伦敦北部，梅特兰公园，格拉夫顿台9号。
格拉夫顿台九号的窗帘缝里已经透进一层灰白色的晨光，楼上的房门却迟迟没有动静。燕妮早起了一阵，几次抬头往楼梯方向看，最后也没上去叫。
昨夜书房的灯一直亮到很晚，这种事情在家里早已算不上新闻。
马克思下楼的时候，早餐已经摆好了。
他的头发仍有些散乱，外套随手披在身上，一手拿着眼镜，另一只手还夹着几张昨晚没有整理完的纸。走到桌边时，他先看见咖啡，随后才注意到一家人都在看他。
马克思停顿了一下，“怎么了？”
燕妮坐在桌边，故意等他拉开椅子坐下，这才说道：
“四十二岁了，卡尔。”
马克思拿咖啡的手停住。
大女儿燕妮立刻跟笑，“四十二岁快乐，爸爸。”
劳拉也把这个数字重复了一遍，语气听起来像是在宣布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只有年纪最小的爱琳娜还没完全弄明白“四十二”究竟意味着什么。她只知道今天是父亲生日，于是趴在桌边，很认真地问：
“爸爸，四十二岁是不是已经很老了？”
马克思板着脸看着她，“谁告诉你的？”
“我自己想的。”
他端起咖啡，一脸严肃。
“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四十二岁才刚刚成年。”
劳拉当场拆台。
“刚刚成年的大哲学家今天早上找眼镜找了半天。”
马克思低头，眼镜就在他手里。
桌上顿时笑成一片。
“这不能证明任何问题。”。他把眼镜戴上，耸了耸肩膀，“只能证明这副眼镜的位置发生了变化。”
“从你鼻子上变到了你的手里？”
马克思摇摇头，显然决定放弃和女儿争论。
家里没有准备什么像样的生日宴会，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没有这个条件。
桌上的早餐和平日差别不大，面包、咖啡，还有一点简单的食物。钱依旧是这个家庭里最不愿提却又每天都绕不开的问题。
不过孩子们还是贴心的准备了礼物。
几张纸。上面有画，也有孩子们的祝福。
爱琳娜那张尤其抽象，卡尔看了半天，也没判断出来纸上那个黑乎乎的东西到底是自己，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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