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九点，中间就啃了个馒头。
第四天早上，她出现在炜杰的办公室，把采访包往桌上一放，眼睛里带着熬夜的红血丝，开口第一句话：
“炜董，你们的账，干净得不正常。”
“不正常？”炜杰挑眉。
“我跑工业口五年，查过十几家企业。”夏瑾盯着他，“每家的账，都有一本糊涂处——招待费、福利费、小金库，多多少少。你们延中，三年的账，一笔糊涂的都没有。炜董，这不合常理。”
“所以你的结论是？”
“我的结论是，”她把笔记本摊开，“要么，你们是假干净，还有一本账我没见着；要么——”
“要么什么？”
“要么，这个厂的当家人，是个怪人。”
炜杰笑了。他拉开抽屉，从最底下取出一样东西，放在桌上。
一个牛皮纸信封，边角磨圆了，线缝的边。
“夏记者，你说的那本账，在这儿。”他说，“这不是延中的账，是我爸的。三十年司机的报销底单，一分一厘，全在里头。延中的记账规矩，是从这个信封里长出来的。”
“你要写延中，得先写写这个。”
夏瑾拿起那个信封，抽出里头的底单，一张一张地看。看了十几张，她抬起头，眼神变了。
“你爸，现在哪儿？”
“县城，化肥厂。”炜杰说，“设备顾问，红袖箍，义务劳动。”
“我要去县城。”夏瑾把底单装好，站起来，“这篇报道，我改写父子俩。”
“随便。”炜杰也站起来，送她到门口，忽然补了一句，“夏记者，我提醒你一句。”
“什么？”
“我爸那个人，最烦记者。”炜杰说，“前年有个县广播站的来采访他，问他有啥感想，他让人家回去把感想两个字写清楚了再来。”
夏瑾愣了一下，忽然笑了。这是她进厂四天，头一回笑。
“那我更不能空手去了。”她背起采访包，“炜董，等我回来，稿子给你过目——只核事实，不改观点。”
“成交。”
——
夏瑾在县城待了五天。
没人知道她这五天怎么过的。她跟着炜守拙跑了三天车间，看了他耳朵上夹烟，看了他拿筷子头蘸着两滴油炒土豆丝，看了他把每一张报销底单抚平、对齐、缝线。
第五天傍晚，她坐在炜家小院的板凳上，听老爷子讲那个七月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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