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过相关的“性质恶劣的事件”。
但她也绝不会透露更多，这是纪律。
而且，孙煜的眼角余光不动声色地扫过阅览室天花板角落。
那里，一个半球形的黑色监控摄像头，正无声地俯视着整个房间。
红色的小指示灯稳定地亮着，像一只永不闭合的眼睛。
这次会面，从头到尾，都被记录在案。
他刚才的每一个问题，关彤的每一次停顿和回答，都变成了档案里可能被标记、被分析的字节。
“还有别的问题吗？”关彤问，已经做出了结束谈话的姿态。
“没有了。麻烦您了。”孙煜站起身，椅子再次发出嘎吱声。
他微微颔首，转身走向门口。
拉开厚重的木门时，他最后回头看了一眼。
关彤依旧坐在电脑后面，屏幕的光映在她脸上，让她侧脸的线条显得有些冷硬。
她没有再看孙煜，目光落在屏幕上，手指缓慢地滚动着页面，仿佛刚才的对话只是工作中一段微不足道的插曲。
走出旧办公楼，傍晚的风带着凉意卷过来，吹散了孙煜身上沾染的旧纸张和灰尘的气味。
他沿着街道走向公交站，脚步不紧不慢，但大脑却在飞速运转，反复推敲着关彤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变化、语气停顿。
个体感知偏差？
不，他不信。
那种本质的差异，不是“偏差”能解释的。
关彤知道档案有问题，至少，她知道档案的“综合报告”可能掩盖了某些极端的、不常见的副本状态。
但她受制于纪律，或者受制于局内某种共识，不能也不会对他明说。
第七条的铁律和那丝僵硬…… 她对非官方引导者的警告是真实的，那种细微的情绪反应也是真实的。
这意味着段崇刚那样的存在，在749局眼里，是明确的“敌对”或“高危”目标。
而他孙煜，一个刚刚接触异常的新人，不仅接触了，还接受了对方的“标识”……这件事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更关键的是，这次主动接触关彤的试探，很可能已经将自己置于更严密的观察之下。
监控摄像头记录了他的疑问，尤其是关于环境差异和第七条的问题。
在张国庆那样的人眼里，这些疑问本身就意味着“不稳定因素”和“潜在风险”。
他需要一个新的信息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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