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六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
都进了四月了，江边的风还带着刀子一样的冷。沈砚之站在江堤上，大衣下摆被风掀起来又落下去，像一面被硝烟熏旧了的军旗。江对岸的灯火稀稀落落的，映在水面上，被波浪揉碎成一片片碎金。他看了很久，久到身后的副官以为他睡着了，小心翼翼地凑上来想给他披件衣服。
“别动。”沈砚之没回头，声音压得很低，“你看对岸。”
副官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对岸是九江城，城墙上几点灯火忽明忽暗，乍一看像是守军巡夜的灯笼，但仔细看就能发现端倪——那几盏灯同时亮、同时灭、再同时亮，三短一长，循环往复。副官在军中的通讯班待过三年，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革命军内部通用的灯光信号。
“要不要派人去接应？”副官的手已经按在了枪套上。
“不用。”沈砚之把大衣拢了拢，转身往江堤下走去，“他既然敢用我们的信号，就是算准了我能看懂。这不是求援，是敲门。”
江堤下面是一片芦苇荡，芦苇还没返青，枯黄的秆子在风里沙沙地响，像是无数只干瘦的手在互相摩擦。芦苇荡深处藏着一艘乌篷船，船不大，勉强能坐三四个人，船头的桐油灯早熄了，只剩一缕细细的青烟在风里扭来扭去。撑船的是个老渔夫，须发皆白，脸上的皱纹深得能夹住一粒米，看见沈砚之走过来，也不说话，只是用竹篙敲了敲船舷，示意他上船。
沈砚之上了船，副官也要跟上来，被他一只手拦住了。
“在这等。”
“可是师长——”
“我说，在这等。”沈砚之的语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但他在弯腰进船舱之前，又回过头来补了一句，“如果我天亮还没回来，你就把部队带过江去，不用等我。告诉弟兄们，往后跟着有骨气的人走。”
副官还想说什么，老渔夫已经一篙撑开了岸。乌篷船晃晃悠悠地滑进江心，江面上升起一层薄雾，很快就把船吞了进去，岸上的人什么都看不见了。
船舱里坐着一个人。
那人穿着一件半旧的灰布长衫，袖口磨得发白，手边放着一只藤编的行李箱，箱子上贴满了各地旅馆的标签，最新的那张是汉口的。他看上去四十岁出头，戴着一副圆框眼镜，镜片后面的一双眼睛温和而锐利，像是能把人看透但又不忍心戳破。桌上摊着一本书，是《新青年》的合订本，封面已经翻烂了，用浆糊粘过好几次。
沈砚之在他对面坐下来，两人互相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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