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岗的卫兵换上了北伐军的灰布军装。他被引到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军用地图，桌上摆着一排电话机，一个身着戎装、留着短髭的中年男人正背对着门口看地图。听见脚步声，那人转过身来，目光如电，嘴角带着一丝似笑非笑的弧度。
“沈师长，久仰了。”总司令的声音不高，却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威压，“你的部队在武昌打得不错，忠勇可嘉。但我听说——你们这一路从四川走到南京，一路招兵买马，扩充了不少人？”
沈砚之心中一凛，面上却不动声色：“总司令明鉴。职部从四川出发时两千人，武昌一役伤亡过半，如今不足八百，名册已呈报参谋处，无一虚报。”
总司令笑了笑，抬手示意他坐下：“不必紧张。我今天叫你来，是想听听你对眼下战局的看法。坐。”
沈砚之没有立刻开口。他走到地图前，目光从长江上游一路扫到下游，然后在南京的位置停住。沉默了片刻，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总司令的笑容微微凝固了一瞬。
“总司令，我只有一句话——打下南京容易，守住南京难。”
办公室里安静了片刻，只听见窗外操场上新兵训练的喊杀声和电话机偶尔响起的铃声。总司令拿起桌上的茶杯抿了一口，目光重新落在这个风尘仆仆的将领身上。他注意到沈砚之那双眼睛里有一种他不太熟悉的东西——那东西在蔡锷身上有过，在黄兴身上也有过，是他们那一代革命党人独有的：明知道守不住，还是会去守。
沈砚之指着地图上南京周围的几处标注，声音平稳却掷地有声：“南京是长江门户，孙传芳虽退，但江北仍有张宗昌的十万直鲁军虎视眈眈。我们若只据城而守，不出三月必陷重围。唯有打过江北，拿下蚌埠，控制津浦路，才能把南京变成北伐的前进基地，而非困守的孤城。”
总司令沉吟良久，忽然问了一句毫不相干的话：“沈师长，你在日本留过学？”
“没有。卑职是在山海关跟洋人学的。”
“山海关？”总司令微微挑眉。
沈砚之平静地看着他，目光坦荡而镇定：“宣统三年，家父在山海关率乡勇起事，光复关城。我那年十六岁，扛着一杆土枪跟着父亲冲城门。后来父亲战死，部队被打散，我带着三十多个弟兄一路南下，投了程振邦的新军。再后来——跟着蔡松坡入滇，打护国，打护法，打到现在。”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淡，像是在复述一桩与自己无关的旧事。但办公室里的空气却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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