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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屋里重新安静下来。沈砚之靠着椅背，目光落在地图上那条蜿蜒的长江上。从泸州到重庆，从重庆到武汉，每一条水路、每一座山头，都是他和他的部队用双脚丈量过的土地。五年前从山海关南下时，他以为这只是一场几个月就能打完的仗。那时候三千乡勇血气方刚，一路高歌猛进，沿途百姓箪食壶浆，所到之处城门洞开，他以为天命在革命，以为腐朽的大厦只要踹一脚就会轰然倒塌。谁知道一打就是五年，死的人越来越多，路越来越难走，而那座他以为已经倒塌的大厦，却换了一根柱子重新撑了起来。袁世凯虽然死了，北洋军阀的根基并未动摇分毫。
“旅长在想什么？”一个声音从门口传来。
沈砚之抬头，朱德站在门槛外面，手里端着一个搪瓷茶缸，茶缸边缘磕掉了一块瓷，露出底下黑色的铁胎。茶缸里冒着热气，是刚泡好的普洱茶。他换了身干净的灰布军装，但军装明显不太合身——袖子短了半寸，肩宽也紧了些，大概是临时找叙永当地的裁缝改的，或者是借穿哪位战友的备用衣服。额头上的刀疤在灯下泛着淡淡的青白色，右耳缺了的那一小块被灯火映得分外清晰，那是弹片留下的旧伤，伤口的边缘早已被反复结痂打磨得光滑如镜。可他整个人还是站得笔直，像一杆标枪，无论穿什么样的军装，那种军人特有的气质都从骨头缝里往外透着。
“朱团长，请坐。”沈砚之指了指对面空着的太师椅。小石头不在，屋里也没有别人可以沏茶。沈砚之拎起火炉上温着的水壶亲自给他续了热水，水注入茶缸时溅起了几朵小小的水花，茶缸里翻涌起一阵浓郁的普洱陈香。朱德双手接过，没有急着喝，而是捧着茶缸暖手。两个人相对而坐，中间隔着一张地图和两盏煤油灯。灯焰被门缝里漏进来的夜风吹得摇曳不定，把两个人的影子一会儿拉长到墙上，一会儿又压扁到脚下。
“您的伤怎么样了？”朱德的目光落在沈砚之肋下的绷带上。
“皮外伤，死不了。”沈砚之摆摆手，“说说你的想法。在纳溪打了两天，你对曹锟的第七师有什么判断？”
朱德放下茶缸，从怀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牛皮面笔记本，翻开。笔记本的封面被汗水和雨水反复浸透又晒干，已经硬得像一块木板，边角用针线重新缝了不下五遍。内页的字迹密密麻麻，每一个字都只有米粒大小，但排列整齐得如同队列方阵——这是滇军基层军官的共同习惯，因为纸张金贵，每一张纸都得掰成三张用。
“曹锟的第七师，步兵战术确实娴熟，步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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