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州城南八十里，纳溪。
仗已经打了整整两天。沈砚之站在临时指挥所的土墙后面，透过被弹片削掉一半的瞭望孔往外看。山谷里横七竖八地躺着阵亡士兵的遗体，有北洋军的灰布军装，也有护国军的蓝布军装，远远望去，像秋收过后田埂上捆好的庄稼，只是这些庄稼再也不会有人来收了。昨日那场雨来得急去得也急，雨水渗进红土里又泛上来，把整片山谷染成一块浸了水的旧绸布。天色向晚，西边天际线烧着一片铁锈色的晚霞，像是老天爷在这片土地上盖了一个未干的血手印。他放下望远镜，用掌心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手指关节因为长时间握拳已经僵硬得发白。三天前从叙永出发时，他手下还有一千两百人。现在还能扣动扳机的，不足六百。
伤亡过半。
这四个字写在纸上只是四个字，但摊在眼前是一片连绵不绝的尸体，是耳边怎么也停不下来的伤兵**，是卫生员老周从昨天开始就没直起来的腰。
“老沈。”程振邦从战壕那头猫着腰跑过来，灰布军装上溅满了泥点和别人的血，左臂缠着一圈绷带，绷带边缘渗出的血已经凝成了深褐色。他把一张皱巴巴的电报递过来，嘴角压着一个硬撑出来的笑，“蔡将军来电，说滇军主力已经从赤水渡河，最迟后天能赶到泸州。他让我们再顶两天。”
“两天。”沈砚之接过电报，没有急着看，而是把它折好放进怀里。他掏出怀里的怀表看了一眼，表盘上多了一道裂纹，是昨天一颗流弹擦着他的胸口飞过去时留下的。如果不是那块他父亲留下的青铜怀表挡了一下，他现在应该已经躺在山脚下的临时墓地里，身上盖着一张草席。他把怀表翻过来，背面刻着他父亲沈世昌的名字和一个日期——宣统元年腊月。那是父亲在山海关起事之前，把怀表塞进他手心里时亲手刻下的。“怀表挡得了子弹，挡不了命。”父亲当年是这么说的。他当时不懂，现在懂了。命不是用来挡的，是用来豁出去的。
他把怀表重新塞回内袋，紧了紧腰间的皮带，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部队。那些士兵趴在临时挖出来的掩体后面，有的还穿着起义时的乡勇短褂，有的换上了从北洋军尸体上扒下来的军靴，有的甚至连鞋都没有，赤脚踩在冰冷的泥浆里，脚趾冻得发紫。一个十六七岁的小战士正在用刺刀削一根树枝做拐杖，他昨天被弹片削掉了一截小拇指，卫生员给他包扎的时候他咬着毛巾一声没吭，包完之后继续趴回战壕里瞄准。这些士兵跟着他从山海关一路打到川南，从东北平原打到西南边陲，从宣统三年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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