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在泸州这一段拐了一个大弯，江水在这里缓了下来，淤出一片宽阔的沙洲。初秋的日头已经没有盛夏的毒辣，懒懒地挂在天上，把江面照得白晃晃的。沙洲上临时搭了一排芦席棚，伤病员躺在里面，能走动的兵三五成群地坐在江边洗衣服、磨刀、补鞋，偶尔有人哼两句川江号子，声音粗粝却悠长。
沈砚之的指挥部设在江岸高坡上的一座旧庙里。庙是前清的龙王庙，塑像早就被逃难的和尚搬空了，只剩一座空荡荡的大殿。程振邦让人把供桌搬走，支了一张行军桌，墙上挂了三张军用地图——川南地形图、泸州城防图、滇军第6旅的行军路线图。三张图都用红蓝铅笔密密麻麻做了标注，箭头犬牙交错，像两条扭打在一起的蛇。
沈砚之坐在行军桌后面，左腿搁在一张条凳上。军医刚给他的伤口换了药，白色绷带从脚踝一直缠到膝盖弯。他的脸色有些发白，但精神还好，手里端着一碗赵三刀从江边渔民那里买来的鲜鱼汤，喝了两口就放下了。
“不好喝？”程振邦从地图前转过身来。
“腥。”沈砚之说，“川南的鱼，没有渤海湾的鲜。”
“你这是想家了。”
“想。想山海关的风。”沈砚之把碗搁在桌上，手指在碗沿上转了一圈，“那年冬天我在关城上站岗，北风刮得城墙上的旗杆都弯了。我爹说，关城上的风是天下最硬的风，能把人的骨头吹成铁。那时候不懂，现在懂了。”
程振邦没有接话。他知道沈砚之的父亲沈崇岳——山海关守备，宣统元年死在任上，死前给儿子留了一封信和一柄指挥刀。信上只有八个字：守土有责，死不旋踵。沈砚之后来率乡勇起义，攻下山海关，用的就是他父亲留下的那柄刀。
“滇军第6旅的炮兵营长刚才派人送来了正式文书。”程振邦从公文夹里抽出一张纸，放在沈砚之面前，“他们已经从叙永出发，最迟后天傍晚能抵达合江。届时连同我们的部队，总兵力可以达到六千人。北洋第七师在泸州城里还有不到三千人，魏正宏又在纳溪丢了两个连——兵力对比二比一，我们可以打。”
沈砚之拿起那张文书看了一遍，放下，却没有立刻表态。他把地图上标注北洋军位置的红-色-图钉一颗一颗地拔下来，重新按回去，又拔下来。
“你在想什么？”程振邦问。
“我在想魏正宏。”沈砚之说，“这个人在军情局干了十五年，最擅长的不是进攻，是溃败。”
“溃败？”
“对。他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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