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五年十一月初八，日本福冈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沈砚之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手肘撑着膝盖，十指交叉搁在鼻梁下方。他从早上五点坐到现在，已经四个钟头没有换过姿势。走廊里弥漫着石炭酸的气味，混着初冬的寒气从窗缝里钻进来，把白炽灯的光都冻瘦了。
程振邦从走廊那头走来，军靴踏在瓷砖上的声响由远及近，在沈砚之面前停住。
“松坡先生醒了。”程振邦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惊动什么似的，“他要见你。”
沈砚之站起来，腿有些发麻。他扶了一下墙，跟着程振邦往病房走。病房的门虚掩着，推开之前他深吸了一口气，那口气在胸腔里转了一圈，又原路吐了出来——他根本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表情去面对里面那个人。
蔡锷靠在病床上，身后的枕头垫得很高。他穿着一件灰白色的病号服，领口松松垮垮地挂在锁骨上。从四川战场撤离到现在不过两个月，他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从内部吞噬了——颧骨高耸，眼窝深陷，搭在被子上的手骨节分明，青筋一根根凸起，像是一张被揉皱了又展平的旧地图。
但他的眼睛还是亮的。那是沈砚之见过的最亮的一双眼睛，即使在福冈这个阴冷的冬日，依然像两颗被擦得干干净净的星星。
“砚之，过来坐。”蔡锷指了指床边那把椅子，声音沙哑但吐字依然清晰，“别站那么远，说话费嗓子。”
沈砚之走过去，坐下，把军帽摘下来搁在膝盖上。他张了张嘴，发现自己准备好的那些话一句都说不出来。“将军今天气色不错”——太假。“将军您好好养病”——太薄。“将军咱们什么时候回去打仗”——太蠢。最后他只叫了一声“蔡将军”，喉咙就哽住了。
蔡锷看着他，忽然笑了。那个笑容出现在瘦削得几乎只剩骨架的脸上，像是深秋枝头最后一片红叶，脆弱得惊心动魄。
“你这副表情，跟当年在山海关校场上第一次见我时一模一样。”蔡锷说，“那时候你才多大？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二。好年纪。”蔡锷偏过头，看向窗外。福冈的冬天阴沉沉的，铅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像是随时会落雪。“我二十二岁的时候刚从日本回来，在广西办讲武堂，一心想练一支能打的新军。那时候我跟你一样，浑身是胆，什么都不怕。”
“将军现在也不过三十五。”
“三十五。”蔡锷把这个数字重复了一遍，像是在掂量它的分量，“三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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