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众人。第二个人跟着走出来，是程振邦。然后是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不到半盏茶的工夫，八百人全部站在了沈砚之的左边。右边空空荡荡的，只有一阵风吹过，卷起几片枯叶在地上打旋。
沈砚之看着他们，喉结动了两下，但最终什么话都没说。他转过身，对着那半截佛像的方向弯下腰去，深深地鞠了一躬。
出发那天，川南下着濛濛细雨。沈砚之骑在马上回头看了一眼来路——那条被马蹄和靴底踩得泥泞不堪的山道，从脚下一直蜿蜒向南，消失在雨雾深处。他想起蔡锷病逝前最后见他的那一面。蔡锷已经瘦得脱了形，躺在病榻上，嘴唇惨白，唯独那双眼仍然锐利得像两把出鞘的剑。他用那双眼睛盯着沈砚之，用微弱的、每吐一个字都要停下来喘一口气的声音说了一句话。
“沈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条血路。你我都可能倒在半路上。倒下了，不要紧。要紧的是，有人接着走。”
沈砚之把这句话压在心底最深处，像压一块烧红的烙铁。疼是疼的，但那份热，足够他熬过无数个像今夜这样湿冷的、灰暗的长夜。
北上的路比想象中更艰难。从川南入鄂，再穿过整个中原，沿途各路势力犬牙交错，每一个渡口都有关卡，每一座县城都有驻军。沈砚之把队伍化整为零，分成十几个小队，各自扮作商队、流民、走江湖卖艺的班子，约定在洛阳城外汇合。他自己带着一个小队，扮成贩运桐油的商贩，把枪支藏在油桶底下，一路过关斩将。
走了十一天，到达洛阳城外时，正是黄昏。残阳如血，把白马寺的塔尖染成一片触目惊心的红。沈砚之让队伍在城外扎营，自己只带了程振邦和赵铁柱两个人，换上干净的长衫，往白马寺走去。
白马寺的山门虚掩着。寺里很静，静得不正常——没有僧人诵经的声音，没有香客来往的脚步声，连树上的鸟叫都听不到。沈砚之按了按腰间那把从不离身的短枪，推开山门，跨了进去。
大雄宝殿前的院子里站着一个人。那人大约四十来岁，穿着一身灰布长袍，长相普通，普通到扔进人堆里就找不出来。但他站在那里的姿态让沈砚之停下了脚步——他的脊背挺得太直了，直得不像是普通商贾或者文人墨客，更像是长年在军旅中磨砺出来的那种直。他的腰间没有佩枪，但沈砚之注意到他垂着的右手虎口处，有一层厚厚的老茧。
那是一双握了半辈子刀的手。
“沈旅长果然守时。”灰袍人拱了拱手，语气不冷不热，“在下柳仲明，家兄柳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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