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喝酒的。”
“今天破例。”
沈砚之端起酒杯，跟程振邦碰了一下，又跟赵参谋长、李旅长分别碰了。四个人同时仰头喝干，杯底重重地磕在桌面上。
“校名叫什么？”李旅长问。
沈砚之想了想。
“叫‘西南讲武堂’。”
四个字，把整个后半生的方向定下来了。
散会之后已经是深夜。昆明的秋夜凉意很重，沈砚之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抬头看着西南边疆格外明亮的星空。程振邦最后一个走，临走时回头看了他一眼。月光下沈砚之的身形显得很瘦，肩膀却依然挺得笔直，像一棵被风刮了很多年但始终没有被吹弯的冷杉。
程振邦想起四年前在山海关第一次见到沈砚之的场景。那时候沈砚之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站在三千乡勇面前，嗓音青涩但眼神坚定。他对着那些衣衫褴褛的农民和猎户说：“今天之后，山海关就是革命军的。”然后他第一个举起了枪。四年了。山海关失守了，又夺回来了，然后又失守了。他们在冀辽的冰天雪地里死里逃生，在川南的炮火里浴血奋战，又在护国战争的泥泞中爬了出来。沈砚之身上添了七道伤疤，最大的那道在左肋，是护国战争时被炮弹皮刮的，伤口有巴掌宽，差半寸就伤到脾脏。而现在的沈砚之站在这月光下，比四年前更沉默，也比四年前更沉。
“看什么呢？”沈砚之没回头。
“看你。”程振邦走回来，在他旁边站定，“四年前的你和现在的你。”
“有什么不一样？”
“四年前你只想着怎么打一场仗。现在你在想怎么打一百场仗。”程振邦顿了顿，“还有，你白了三根头发。”
沈砚之侧头看了他一眼，嘴角动了动，没笑出来，但眼角的纹路深了一些。“振邦兄，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辈子可能都看不到太平盛世？”
程振邦没有立刻回答。他把双手插在军大衣的口袋里，仰头看了一会儿星星。西南的星空跟北方不一样，银河挂得特别低，像是伸手就能摸到。
“想过。”他说，“年轻的时候特别怕这个，怕白干一场，怕死了什么也没留下。后来不这么想了。”
“为什么不这么想了？”
“有一次在川南，咱们的防线被北洋军撕了个口子，我带着骑兵往回堵。冲到一半马被打死了，我从地上爬起来继续跑，心想这把交代了。结果你带着步兵从我后面冲上来了，一个人扛着一挺轻机枪，站着打，打完了三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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