掏出一个牛皮纸卷宗，放在桌上。卷宗很厚，封面贴着一张白色的标签，上面写着“陆军少将沈砚之·人事档案”。他翻开第一页，上面密密麻麻地列着沈砚之的履历——武昌首义、光复山海关、讨袁之战、护法战争、北伐之前的整军改编。冯纪之用手指点着其中一行，念了出来。
“民国六年，段祺瑞解散国会，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你带着不到两千人的残兵从西南出发，穿越湘黔两省，躲过北洋军七道封锁线，耗时四十三天，行程一千二百公里，最后到达广州时只剩下八百人。”冯纪之抬起眼睛看着他，“八百人。你当时完全可以就地解散部队，自己走，一个人到广州的时间不会超过七天。但你宁愿带着八百个叫花子一样的兵翻山越岭，也没有丢下他们。为什么？”
沈砚之沉默了片刻，然后说：“因为他们叫我师长。”
“就因为这个？”
“师长不是一个职务。是八百个人把自己的命交到你手里，你就要把他们的命当成自己的命。这是从武昌城头打响第一枪那天起我就认下的理。他们叫我师长叫了六年，我不能在第七年告诉他们——从今天起你们自己走吧。不能。我这辈子做过很多错误的决定，但这一个，再来一百次我还是会做。”
冯纪之没有接话。他把卷宗翻到后面，翻到一页贴着照片的鉴定报告。照片上是一片废墟，断壁残垣中隐约能看到几具焦黑的尸体。鉴定结论写得很简洁——“青江渡战役，沈砚之部独立击溃北洋军两个团，战功卓著。战后沈砚之擅自将缴获物资分给当地百姓，违反战时物资管理条例，给予记过处分。”
冯纪之看着这份处分决定，笑了一声。不是冷笑，而是某种带着复杂意味的、说不清是敬佩还是无奈的叹息。“你打了胜仗，把战利品分给老百姓，结果挨了个处分。这件事在军政部里传为笑谈——不是笑你，是笑那个给你处分的人。但笑归笑，处分归处分，你档案里这个污点到现在还没消。”
“那不是污点。”沈砚之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地上，“青江渡的老百姓把最后一口粮给了我的兵，把自家门板拆下来抬伤兵，把儿子送到我部队里来。打完仗之后，那些老百姓家里连一粒米都不剩了。我把缴获的棉被和粮食分给他们，叫违反条例。如果让我重来一次，我分得更快。”
“你就没想过这会耽误你的前程？”
“前程？”沈砚之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像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汇，脸上的表情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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