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长崎的冬天，比想象中要冷。
沈砚之站在海边的一处高地上，看着远处的海港。港口里停着几艘商船，桅杆上挂着膏药旗，在海风中猎猎作响。岸边的仓库一排排地延伸出去，红砖墙上爬满了枯藤，像一张张被岁月揉皱的脸。
他来长崎已经三个月了。
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带着残部从江西一路南撤，沿途被北洋军的追兵咬住不放，打打停停，停停打打。部队从出师时的三千人，打到过赣边界时只剩下不到八百。最后在程振邦的建议下，他决定将剩余的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潜入福建、广东沿海，自己则带着几个亲信，搭上了一艘开往长崎的货船。
船是英国人的，船主是一个叫约翰逊的苏格兰老头，头发花白，满脸络腮胡子，笑起来像一尊弥勒佛。他是程振邦早年在天津做生意的旧识，愿意帮忙，但不是因为同情革命，而是因为北洋政府断了他在长江沿线的生意。
“这年头，谁给饭吃，我就给谁干活。”约翰逊在船上的时候跟沈砚之说，“你们革命党也好，袁世凯也好，在我眼里都一样。但我讨厌断我财路的人，袁世凯断了我的财路，所以我把你们送到长崎。这不是政治，这是生意。”
沈砚之没有反驳。在生死存亡面前，什么主义、什么理想都是虚的，活下去才是真的。他带着十三个人上了那条船，在海上漂了七天七夜，第八天清晨看到了长崎港的轮廓。
上岸之后，他们住进了华侨林昌茂的货栈。林昌茂是福建人，在长崎做了二十年的海产生意，是当地华侨商会的副会长。他的货栈在港区的东侧，是一栋三层高的木楼，一楼堆货，二楼住人，三楼是一个大通间，被林昌茂改成了茶室，用来接待各路朋友。
沈砚之和他的人就住在二楼。十三个人，挤在三间屋子里，铺盖不够，就打地铺。吃饭是林昌茂包了，每天三餐，虽然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但能吃饱。沈砚之心里记着这份恩情，但他知道，现在不是谈还情的时候。
他来长崎，不是来避难，是来等消息的。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领袖流亡日本，在东京重新集结力量。沈砚之在江西起兵之前，曾通过地下渠道与东京方面取得过联系，得到过“相机行事、自立为主”的指示。现在兵败了，他需要知道东京下一步的计划，需要知道自己的部队还有没有重新归建的可能。
但三个月过去了，东京那边一直没有消息。
沈砚之曾经派了两个信得过的人去东京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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