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沈砚之转过身，“第一，想办法弄到这份密约的原文。如果能公之于众，袁世凯的嘴脸就藏不住了。第二，联络国内的反袁力量，告诉他们，时机正在成熟，让他们做好准备，不要被袁世凯的假象迷惑。”
陈英士站起身，郑重道：“好，我去办第一件。日本政界里，有几位同情中国革命的朋友，也许能帮上忙。”
沈砚之也站起身：“我去办第二件。周明远在天津，应该已经站稳脚跟了，我派人给他送信，让他开始联络北方的各路人马。”
两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一种久违的激昂。那是猎人嗅到猎物气息时的亢奋，是战士听到冲锋号响时的热血。
送走陈英士，夜色已深。沈砚之没有睡意，他点亮油灯，摊开纸笔，开始给周明远写信。信写得很长，除了交代任务，还详细询问了天津的物价、租界的规矩、码头的情况。他不是一个只会冲锋陷阵的莽夫，他知道，要在敌人的心脏里活动，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关乎生死。
信写完，已是凌晨两点。他推开窗，让夜风吹进屋内。东京的夜晚很安静，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犬吠。但沈砚之知道，在千里之外的天津、上海、武汉，在那些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无数和他一样的人，也正在不眠的夜里，等待着那个惊雷炸响的时刻。
他抬起头，望着满天星斗。北斗七星，正指向北方，指向那片他生于斯、长于斯、战斗于斯的土地。
“等着我。”他低声说，声音淹没在夜风里，却如誓言般坚定。
接下来的日子，沈砚之的生活变得更加忙碌而隐秘。白天，他依然参与革命党的各项事务，与各方人物周旋；夜晚，他则化名“沈谦”，与几位从南洋来的年轻人秘密会面，教他们军事常识、情报技巧、秘密联络的方法。这些年轻人，将成为他未来布局北方的骨干。
五月初，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来到了东京。
那是一个阴雨绵绵的午后，沈砚之正在寓所里整理资料，门外传来叩门声。他打开门，看到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来人三十出头，身穿灰色长衫，戴着金丝眼镜，举止儒雅。
“沈先生，冒昧来访，请恕唐突。”来人抱拳行礼，“在下张一鸣，天津《大公报》记者。三年前，在山海关，曾采访过先生。”
沈砚之想起来了。那是山海关起义后不久，这位年轻的记者风尘仆仆赶来采访，写下一篇《关城壮歌》，让天下人知道了山海关起义的壮烈。后来部队南下，便再未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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