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
他拍了拍沈砚之的肩膀：“你父亲当年要是怕没意义，就不会参加戊戌变法，就不会被发配到山海关。有些事，总得有人去做。”
沈砚之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砚之，这天下要变了。爹看不到了，但你能看到。记住，不管多难，都要走下去。”
“我明白了。”他说。
夜幕完全降临时，沈砚之回到临时指挥部——原来的关城衙门。大堂里点着几盏油灯，几个参谋正在整理文件，打包地图。见他进来，都站起来。
“都坐。”沈砚之摆摆手，“准备工作怎么样了？”
一个年轻的参谋递过来一份清单：“干粮准备了五天的量，主要是炒米、烙饼和咸菜。弹药方面，步枪子弹每人平均四十发，机枪子弹还剩五千发，手榴弹八百颗。另外，从清军那里缴获的四门山炮，带两门走，炮弹六十发。剩下的两门和多余炮弹，都埋起来了。”
“医疗物资呢？”
“不多。”参谋脸色沉重，“止血粉、纱布、酒精，只够轻伤员用。重伤的...只能听天由命了。”
沈砚之沉默片刻：“尽量多带些草药，路上可以采集。”
“是。”
另一个参谋说：“百姓那边出了点问题。有些人家不愿意走，但也不愿意领救济粮，说要留在家里等死。还有些人，家里有老人走不动，但又不愿意把老人留下...”
“走不动的老人，实在没办法，只能留下。”沈砚之硬起心肠，“多给些粮食银钱，托邻居照顾。至于那些不愿领救济的...不强求，人各有命。”
处理完军务，沈砚之走到后堂。这里原来是知府的住处，现在空荡荡的，只剩下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上放着一个包袱，那是他的随身物品：几件换洗衣裳、父亲留下的一本书、还有那枚从父亲手里接过的、刻着“精忠报国”的铜印。
他拿起铜印，手指摩挲着上面的字。这枚印，父亲用了一辈子，现在传到了他手里。父亲曾说：“这印不重，但责任重。拿着它，就要对得起上面的四个字。”
门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
“进来。”
门开了，进来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者，姓周，是关城里的私塾先生，也是沈家的世交。沈砚之起义时，周先生第一个响应，帮忙联络乡绅，安抚百姓。
“周先生，这么晚了，还没休息？”沈砚之起身相迎。
周先生摆摆手，在椅子上坐下，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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