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因参与反清活动被清廷抓捕，于北京菜市口问斩。行刑前，他对着围观的百姓高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沈仲山今日死，不足惜！只愿后来者，能承我志，救此中华！”
那年沈砚之十八岁，程振邦二十岁。两人混在人群中，亲眼看着那颗倔强的头颅滚落在地，鲜血染红了青石板。
“我没忘。”程振邦咬牙，“但砚之，死有轻于鸿毛，有重于泰山。若是现在死守山海关，我们全军覆没，对革命何益？不过是让清廷多了一笔战功，让北方的志士少了一股力量！”
“所以我们要撤。”沈砚之接话，“但不是逃，是战略转移。”
他转身，指着南方：“清军以为我们会死守山海关，或者往北逃入关外。那我们偏要反其道而行——南下，直插他们的心脏！”
“南下？”程振邦一愣，“去哪？”
“天津。”沈砚之目光灼灼，“天津是北洋重镇，也是清廷在北方最重要的财政来源。如今北洋主力被调来围剿我们，天津必然空虚。我们若奇袭天津，不仅能打乱清军的部署，还能切断京师的财政命脉，为南方革命军争取时间！”
程振邦倒吸一口凉气：“你疯了？从山海关到天津，三百多里路，沿途都是清军防区。我们这点人，无异于羊入虎口！”
“正因为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才有可能。”沈砚之从怀里掏出一张地图，在城墙垛口上展开，“你看，滦州、唐山、塘沽……这些地方都有清军驻防，但他们互不统属，各自为政。我们不走大路，走小路，穿山区，昼伏夜行。只要行动够快，等他们反应过来，我们已经到天津城下了。”
程振邦看着地图，眉头紧锁。这计划太大胆，太冒险，成功率不到三成。但……正如沈砚之所说，死守山海关是绝路，撤退流亡也是苟延残喘。唯有兵行险着，或许还能杀出一条生路。
“就算到了天津，”他仍不放心，“我们怎么攻城？天津城墙高大，守军再少也有数千。我们没有重武器，拿什么打？”
“天津城里，有我们的人。”沈砚之压低声音，“革命党在天津经营多年，渗透进了新军、警察、甚至总督衙门。只要我们兵临城下，城内就会有人响应。”
程振邦怔住了：“你早就计划好了？”
“不是计划好，是早做准备。”沈砚之收起地图，“父亲生前，在天津留下了不少人脉。这些年，我一直在暗中联络。只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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